外交口譯[轉貼]

中國某知名口譯員談外交口譯的「臨深履薄」，雖然以敏感的「一個中國」問題為例，但從探討口譯的角度來看，是一篇好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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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庆利：一个时态错误就是一个政策问题

李鹏按：温家宝总理2004年记者招待会口译实录至昨日已连载完毕，这份资料及其它几次记者会口译实录均将收入我正在编写的《人事部翻译考试（二级）备考精要》一书，今天转发2004年记者会翻译戴庆利女士的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。

戴庆利：一个时态错误就是一个政策问题

即使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，每次翻译完成后都有一定的遗憾：如果当时能多1分钟思考会翻译得更好！人的知识，包括对事件背景、政策的了解和语言的运用都是有限的，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下对翻译语言的要求又那么高。做一个1小时的记者招待会的翻译，可以保证完成任务，使交流顺畅地进行，但是不能保证一个错误也没有，因为翻译不是一架机器，再好的翻译也会有翻得不太好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：永不满足。

外交翻译特殊之处。与其他翻译相比，外交翻译政策性很强、很敏感，因为翻译的对象大多是在讲国家政策，这个时候翻译就好像是一个政策的代言人，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敏感，翻译时需要非常严谨，不能发挥。和一般场合的翻译不同，做外交部的翻译是不能随便的，不能加进个人主观的诠释，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但要把握好这个分寸。

2001年夏天，朱镕基总理会见一个美国参议员，讲到台湾问题。当时我们对“一个中国”的政策有一个新的解释叫“钱三句”，就是钱副总理的三句话：以前我们说的是“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后来我们讲的政策是“一个中国是指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”。在政策转变后，朱总理会见了这个美国参议员。他说，“我们并没有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当时我在翻译时知道这句话很重要，但是没有时间细想，于是翻译为We did not say…我们现在驻美国的杨洁篪大使马上纠正为We do not say...。他把我的过去时纠正为现在时，虽然我们过去的政策的确是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而且平时我们比较倾向于翻译成过去时，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到难忘。因为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没有错的，语法上也没有错，而且是很忠实地按原文来翻，但是还是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对政策没有完全地理解把握。所以说做外交部的翻译，不能是一个机械的翻译，也不纯粹是语言精通就可以的，而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验。

2003年 4月初到6月底防治非典期间，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14场记者招待会，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，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，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时召开的。最后一场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场，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“双解除”。

4月2日上班后，处长突然告诉我，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，你去做翻译。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。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非典在世卫组织那儿被称为SARS，而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。

我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，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，迅速形成“理解力”和“战斗力”。

当天的下午，我和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的词汇，完全是从零开始的，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。一开始，词汇主要是有关非典病原体、传播方式及诊断标准的，比如衣原体、副黏液病毒、肺鼠疫、冠状病毒、出血热等等，这些都是发现病原体的排查对象，还有飞沫传播、肺部浸润阴影、血清学检查等，以及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，尤其是发病人数、传染源、传播链、发病率等。

在为每次记者会准备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几个词和几种表达方法，争取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但不管我怎样努力，总不能做到该知道的都知道。

由于我们对非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，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。非典初期用过“有效控制”一词，英文一般说(SARS has been put) under effective control。WHO的官员认为，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，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，即使是病例减少，也不要用control，他们建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词，我听说后很受启发。当然，非典后期，尤其是“双解除”后，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。

在报告病例数时，我们还经常用“治愈出院”一词，我就照常翻成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。结果马上有记者追问，是通过药物治愈的，还是通过人体本身的免疫力恢复的？现在还没有治非典的特效药。因此，最好用recovered这样中性一点的词。

我们习惯于说“确诊病例”confirmed case,而WHO出于对诊断标准的谨慎，一般用probable case。为统一起见，我们后来也用probable case了，或是干脆用SARS case。

李肇星部长曾说过，要“举重若轻、举轻若重”。就是说对待重要的工作，不能过于紧张和拘束，从而影响发挥，要有自信和放松的正确心态；而即便是再小的事，也要认真地把它做好。这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。

王岐山当选北京市市长的记者招待会再一次让我感到了“准备”的重要性。因为是第一次给王市长作翻译，而且早对他“语言很有个性、表现力很强”的风格有所耳闻，所以自然想到会遇到难翻译的问题。幸好事前和王市长的同事进行了及时沟通，列席参加了王岐山与海淀区、西城区代表的座谈，于是对他关于北京“交通”、 “污染”等问题的看法就有了一些了解，而事实证明这些也正是新市长在记者会上面对的问题。对他的观点事先有了“预习”，自然也就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 了。

今年3月份两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也由我担任翻译。总理多次在会上引用多句古诗。开门见山就用两位伟人的诗概括了今年和今后的工作。一句是毛泽东主席的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，一句是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对这些常见的诗词，每一个合格的高翻平时都会有所准备。可之后引用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：“春愁难遣强看山，往事心惊泪欲潸。四万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就比较有难度了。这种平时鲜见的古诗词要做到完全正确翻译，对于任何一个翻译都不是件容易事。通常会议安排方也会事先和翻译进行沟通，避免出现翻译错误。本来告知可能会引用一句，但没想到临近发布会温总理悄悄说了句：“小戴，我准备引用整首诗啊！”所以原定只有一句的古诗被整首引用，幸亏在准备资料时，我已经把近期温总理较有兴趣的古诗词基本熟悉了一遍，有备而来。

日常对一些细节的关注也有可能关乎政府形象。温总理为农民工熊德明讨还工钱一事我几次在报纸上见到。最初我一直主观地认为熊德明是一名男同胞，但突然一激灵：万一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此人，我是用he还是she呢？赶紧查查吧！一查还真是一个“男名女用”。在记者招待会上，果然有记者提了和熊德明有关的问题，我这一激灵，还真管了用。

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的发音十分不标准，又赶上音响效果比较差，现场许多人都担心会出什么差错，但我还是迅速抓住了关键词，不慌不忙——“您怎么评价中印关系在过去一年的发展？中印两国在解决边境问题上有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就？”

事后，有朋友问：“这次发布会提完了最后3个问题，温总理突然说：意犹未尽，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。没想到美联社的记者提了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敏感的‘89风波 ’，当时我们都比较紧张，你呢？”我说，对于“89问题”、“中美关系”等敏感话题，外交部翻译室都有一个基本的陈述，只要平时注意多学习就可以了，而且这些话题会经常在外交场合提起，对于像美联社这样的“老朋友”还用紧张吗？

本次记者招待会温总理整段整段地回答提问、每段几乎都是十几句话，这是以往很少见的，不少外界朋友事后都表示当时为坐在旁边的我捏把汗。但由于良好的“速记”基本功，我还是熟练地做到了记、翻两不误，圆满完成了此次翻译任务。